关于《全蜀艺文志》的作者，是杨慎还是周复俊，历代有所争议。明代何宇度《益部谈资》明确为杨慎所修，曰：“《全蜀艺文志》杨用修所编也，网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尽，可谓博矣。然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太平清话云，四川总志惟艺文一卷乃用修所选，立例最古，似殊不然，岂俱未见二书乎。”《四库全书总目》则归为周复俊所编，曰：“《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明周复俊编。嘉靖中复俊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复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包括网罗，极为赅洽。”王文才《杨慎学谱》对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辨析曰：“《全蜀艺文志》六十四卷，《善本室藏书志》三十九著录嘉靖刊本，题‘周复后编，嘉靖辛丑成都杨慎序’，《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亦题‘明周复后编’，盖复后时为四川按察副使，故充主编之名。”蓝勇《全蜀艺文志的编者是谁?——多年前的一桩著作权遗案》考释认为可能是作为按察副使的周复俊利用重编《四川总志》机会和趁杨慎的处境之危，而权作了《全蜀艺文志》的。旷天全《全蜀艺文志编者考论》考释认为杨慎是《全蜀艺文志》初编者，周复俊是重编者，《全蜀艺文志》刊本的编者题杨慎，题周复俊编的只有钞。总而言之，今天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为杨慎所编纂。

杨慎《丹铅总录》、《谭苑醍醐》、《升庵集》、《升庵诗话》等著述，对前代典籍中的相关学术问题的考释，承袭汉儒实学学风，引证的资料极为广泛，论证的方式多样化。如《丹铅总录·浦即步考》解释韩文“步有新船”中“步”之意义，既有本证，“以韩文证韩文可也”，引证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蕃舶至步，有下碇税”；又有旁证，大量引用经史子集中诗文，如引用东坡《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中“萧然三家步，横此万斛舟”诗句为证。

我们沿袭杨慎杂考文章的学术思路，对《全蜀艺文志》中的五条资料进行考释，庶几可证杨慎对《全蜀艺文志》的编辑。

（一）《全蜀艺文志》卷六选录唐代杜甫《白帝城最高楼》，诗曰：“城尖径异旌斾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睡，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封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诗后注释曰：“南充韩士英曰：‘杜子美《登白帝最高楼》诗云：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此乃登高临深，形容疑似之状耳。云霾坼峡，山木蟠挐，有似龙虎之卧；日抱清江，滩石波荡，有若鼋鼍之游。’余因悟旧注之非，其云：‘云气阴黯，龙虎所伏；日光圆抱，鼋鼍出曝’，真以为四物矣。即以杜证杜，如‘江光隐映鼋鼍窟，石势参差乌鹊桥’（按：《玉台观》），同一句法同一解也。苏子《赤壁赋》云：‘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按：《后赤壁赋》）岂真有乌鹊、鼋鼍、虬龙、虎豹哉！”此段论述又见杨慎《升庵诗话》卷8《日抱鼋鼍》、杨慎《丹铅总录》卷21《日抱鼋鼍》。三处论述，除第一句话外，其余论述全同。三条资料在内容上互证，可知杜甫诗后注释当为杨慎所写。

此条论述涉及杨慎的诗论，如何对诗歌中所描绘的景物虚实的理解，杨慎极力赞同乡党韩士英评杜甫《登白帝最高楼》中“峡坼云霾龙虎卧”二句诗，非实景而是“此乃登高临深，形容疑似之状耳”。类推苏轼《赤壁赋》中“踞虎豹”等的描写，亦为模拟想象之词。升庵此说，胡应鳞非之云：“峡坼鼋鼍，作形似之状，亦诗家当行，未为无见。然下云：‘扶桑西枝断石’，则上当作实景，不然冗矣。”（《艺林学山》）今之学者王大厚辩论曰：此类句法，于杜诗集中常见，如《北征》之“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石龛》之“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等，皆以形容疑似之状，刻绘惊奇险恶之境，非必实景也。至律诗中两联当虚实相间，乃后世讲究法者之说，杜甫当日，未必处处求合于此也。胡氏好驳升庵，其故为异议，不足征也。

韩士英，字廷延，号石溪，南充人，正德进士，嘉靖初以南京户部郎中知岳州府，史载“温雅有度，政尚明恕，重创郡堂，修葺诸废坠，咸不扰于民”，后官至户部尚书。韩士英与杨慎同年，有私交。《丹铅总录·上番》曰：“杜工部《竹》诗：‘会须上番看成竹。’独孤及诗：‘旧日霜毛一番新，别时芳草两回春。不堪花落花开处，况是江南江北人。’番，去声。但杜公《竹》诗‘番’字，于义不叶。韩石溪都宪家有蔡梦弼《杜诗注》：‘上番，音上筤。蜀名竹丛曰林筤。’《易说卦》‘为苍筤竹’古注音浪。”又杨慎《升庵文集》卷10《跋韩石溪所藏九都图》：“此图为宋宣和院画无疑。卷首题云《江山万里图》，缣尾题云米元晖笔，皆眯目而道玄黄者也。米氏父子，同一笔法，皆崇简易，殊乏精工。此图楼台城郭，浮图水石，绰有唐法，恐非虎儿所能企也。其云江山万里亦非也，滨江安得有九都乎？此盖《九都赋图》张平子之《西都》、《东都》、《南都》，左太冲之《蜀都》、《吴都》、《魏都》，及徐干之《齐都》，刘劭之《赵都》，庾阐之《扬都》也。唐人以《九都赋》为一卷，意必有图以配之，此或其粉本之遗邪？中丞南充韩公石溪藏此图，以示慎，故辄述所见，以印可于大方之家云。”杨慎《升庵文集》卷22排律《古圣泉篇赠韩石溪》：“龙图天生水，羲画山出泉。睠兹觱沸流，肇彼浑沌年。盈涸在顷刻，消息同坤乾。尘剎变潮汐，亿垓无贸迁。帝台盎浆仄，神瀵壶岭颠。冰雪姑射质，风露绰约仙。窦云腾潏潏，泓月涵娟娟。虾须穿皎镜，蟹眼瞭沦涟。岷觞衍游圣，坳舟喻思玄。迷踪鬼方雾，蕴真罗甸烟。讵逢陆羽品，那遇桑钦传。名公纡胜引，嘉招陶芳筵。折简开荟蔚，飞觥延霁天。玉珂袅重巘，金艾明华田。碧潋洒柔翰，翠微铿洞弦。临源称混混，倚谷望谸谸。严闉鼜鼓动，回溪蕡烛然。荒涂欣良会，兴言遂成篇。”由此可见，杨慎与韩士英诗书往来，吟诗唱和，交谊深厚。由杨慎诗文亦可见韩士英收藏书画丰富，学识渊博，不乏文人气息。韩士英门生蜀学士任瀚《韩石谿七十寿序》论及致仕后的韩士英，笔耕不辍，“奇谲险怪，冲澹严雅，隽逸万态，各得其妙”；饱读诗书，精通当世之务，“然且日煦煦坐图籍中，冥搜远讨，上薄黄虞坟穗，下及野史稗官琐说，无不遍览。仇校著书，多根柢闳邃，蔚然成名家言。公所谓典刑旧说，耄耋称道不乱者哉”。

（二）杨慎《全蜀艺文志》卷23选录杜甫《吊草堂禅师》，诗曰：“杖屦疑师在，房关四壁蛩。贮瓶经腊水，响塔隔山钟。乳鸽沿苔井，赍猿散雪峰。如何不见性，倚偏寺前松？”诗后注释引用《文选》对成都草堂寺的演变历史进行考释曰：“草堂寺，在蜀成都。《文选》注：李善引梁简《文草堂传》曰：‘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女人山茨。’盖蜀人谓草屋曰茨，成都之郊，地名亦有蚕茨，今讹为蚕丝矣。唐李太白客游，有怀故乡，以草堂名其诗集，见于尤氏、郑樵书目，可证也。杜子美客蜀，亦居草堂。今人徒知杜之草堂，而不知太白之草堂；又止知唐之草堂名天下，而不知实始于梁矣。因缀志诗并及之。”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2对此内容亦有记载，且明确为杨慎所写，曰：“杨慎引文选注云：萧齐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寺。又云：蜀人语草为茨，成都令周颙既归金陵，乃仿蜀草堂寺遗意于钟山之麓，筑草堂亦曰山茨，不忘蜀也，可知蜀之草堂寺著名久矣。子美依其地而卜筑，题咏日多，不具录。”杨慎及父亲杨廷和对杜甫评价极高，如《全蜀艺文志》卷37选录杨廷和《重修杜工部草堂記》曰：“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尝不满于是，以为诗道之成极于子美，而子美之重于人者则不独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至若许身稷契，则亦自其所能为者言之。观其‘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之语，则其出处亦略可知。”文章再言，蜀中历代不停的培修草堂，悼念杜甫，不独慕其诗才，更称美的是其许身社稷、大节凛然的品行，而这种精神有利于历代蜀中士民培养“尊贤厉俗”风尚，于风教为大补。

（三）杨慎《全蜀艺文志》卷25选录“诗余”一体，卷首《序》对此体裁辨析源流曰：“唐人长短句，宋人谓之填词，实诗之余也，今所行《草堂诗余》是也。或问：诗余何以系于草堂也？曰：按梁简文帝《草堂传》云：‘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山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谓草为茨，亦述蜀语地名，别有蚕茨，是其旁证也。李太白客游于外，有怀故乡，故以‘草堂’名其诗集。诗余之系于草堂，指太白也。太白作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则今之填词，非草堂之诗余而何？放此选蜀志之词，以太白二阕为首云。”此段论述，可以与前《全蜀艺文志》卷23选录杜甫《吊草堂禅师》诗后杨慎注释，在内容上相互印证。又杨慎《词品序》亦有相似的论述，曰：“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昔宋人选填词曰草堂诗馀。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馀翥民秦娥、菩萨鬘二首为诗之馀，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於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三段文章表现出杨慎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显示出杨慎对词曲小道的重视，特别是对李白填词成就给予高度赞美。《全蜀艺文志》选诗余68首，其中首选李白《忆秦娥》、《菩萨蛮》。又杨慎《百琲明珠》选录李白《清平乐辞》后注释曰：“太白诗之圣，词之祖。《忆秦娥》《菩萨蛮》二首，久已脍炙人口。”又杨慎的《词品》卷1《太白清平乐辞》曰：“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云：‘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旋消得君王。’其二云：‘禁帏秋夜。明月探窗罅。玉帐鸳鸯喷兰麝。时落银灯香灺。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谁边。’此词见吕鹏遏云集，载四首。黄玉林以其二首无清逸气韵，止选二首。慎尝补作二首，其一云：‘君王未起。玉漏穿花底。永巷脱簪妆黛洗。衣湿露华似水。六宫鸾凤鸳鸯，九重罗绮笙簧。但愿君恩似日，从教妾鬓如霜。’其二云：‘倾城艳质，本自神仙匹。二八承恩初选入，身是三千第一。月明花落黄昏。人间天上消魂。且共题诗团扇，笑他买赋长门。’永昌张愈光见而深爱之，以为远不忘谏，归命不怨，填词中有风雅也。荒浅望望前人，然亦不孤愈光之赏尔。”

杨慎《升庵集·李冠词》曰：“《草堂诗余》：‘朦胧澹月云来去’，齐人李冠之词，今传其辞而隐其名矣。冠又有《六州歌头》道刘项事，慷慨悲壮，今亦不传。”李冠所作的《六州歌头》（项羽庙），陈师道《后山诗话》评曰“慷慨雄伟”。王廷表嘉靖癸卯（年）所写的《升庵长短句跋》，对杨慎所创作的长短句颇有好评，曰：“本朝诸公于声律不到心，故于词曲未数数然也。高季迪之扣弦，刘伯温之写情，号为琤琤矣。吾友升庵杨子，乃至音神解，奇藻天发，率意口占，警绝莫及。尝语表曰：李冠张安国六州歌头，声调雄远，哀而不伤，于长短句中殊为雅丽，恨少有继者，乃援笔为吊诸葛词，妥帖排奡，可并苏辛而轨李张矣。表尝评杨子词为本朝第一，而六州歌头在升庵长短句中第一。杨子笑曰：子岂欲为稼轩之岳珂乎？”杨慎所作《六州歌头·弔诸葛》继轨二人，有“稼轩风”，声调雄远，哀而不伤，曰：“伏龙高卧，三顾起隆中。割宇宙，分星宿；借江东，祝春风。端坐舌战狙公。激公瑾，连子敬，呼翼德；挥白羽，楚江红。乌鹊惊飞，虎踞蚕丛地，炎焰重融。吞吴遗恨在，受诏永安宫。尽悴苍穹，鉴孤忠。念行营草，出师表；心匪石，气凌虹。岁去志，年驰意，早成翁。目断咸潼！出五丈，屯千井；旗正正，鼓冬冬。夭亡汉将，星陨卯金终。巾帼食槽，司马生魂走，死垒遗弓。遣行人到此，千古气填胸，多少英雄。”

（四）《全蜀艺文志》卷3“诗”之《序》文曰：“文王之化，行乎江汉之域。‘江有沱’，咏于二《南》之先。征之《禹贡》，则岷山导江，江别为沱。蜀人凡水皆称江，江之慢流皆称沱，至今犹然。原夫媵女之见，不出窥观，此诗之兴，即见而起。未有身在岐山，而远取江沱；家奠酆鄗，而遥咏岷蜀者也。是‘江沱’之篇为蜀诗之首无疑也。岂独《东明》、《臾邪》之名，见于扬雄之《纪》；《中和》、《乐职》之诗，始于王褒之作乎？今《志》所取，凡缘蜀而作者载之；其人为蜀产而诗仅存一二者，亦载焉。其类十有九，于类之中又有类焉。其人则以世之先后为序。当轴时栋、表仪里门者，咸不敢载，以附海虞吴先生《文章辨体》之例。杨慎《全蜀艺文志序》曰：“中间凡名宦游士篇咏，关于蜀者载之，若蜀人作仅一篇传者，非关于蜀亦得载焉，用程篁墩《新安文献志》例也。诸家全集，如杜与苏，盛行于世者，祗载百一，从吕成公《文鉴》例也。同时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吴敏德《文章辨体》例也。”对比两段文字，前文前半部分论述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后半部分论《全蜀艺文志》选文义例，在内容上与杨慎《全蜀艺文志序》互证，当同出于杨慎之手。

（五）杨慎编辑《全蜀艺文志》的文献来源，不独选诸文献典籍，亦有当代民谣的搜集和古碑石刻的辑佚。蜀中发现汉代《樊敏碑》为地方文化发展传承的大事。《全蜀艺文志》卷59选录与樊敏碑相关者4篇文章：宋代赵明诚所撰写的《汉巴郡太守樊君碑跋》，宋代四川眉山人丘常崇宁壬午（年）三月既望所撰写的《樊敏碑跋》，宋代四川眉山人程勤绍兴己卯（年）秋九月所写的《樊敏碑跋》，明代四川忠州人李一本弘治己未仲冬（年）所写《跋芦山县樊敏碑》。而杨慎《升庵文集》卷10《樊敏碑跋》、《丹铅续录》卷9载杨慎《樊敏碑》、《全蜀艺文志序》三篇文章，内容亦涉猎吴敏碑。细读三篇文章，庶几可明白杨慎为何在《全蜀艺文志》中选录4篇与樊敏碑相关的文章。一是《丹铅续录》卷9《樊敏碑》记载明代发现汉代《樊敏碑》的经过，以及自己抄录整理漫漶不清的碑文，由是可知，宋代发现的《樊敏碑》正面和背面皆有石刻文字，正面阳刻文字，所录赵明诚《汉巴郡太守樊君碑跋》，尽管是《金石录》之跋尾，亦可对内容略知一二。阴刻文字即丘常、程勤所撰写的《樊敏碑跋》。尽管杨慎抄录整理的碑刻文字有一些舛误，但是其重视出土文物、艰辛整理石刻文字，功莫大焉。所以《全蜀艺文志》选录四篇文章后注释曰：“此以类附，不叙时代。”所谓的类，即吴敏碑专题。二是在这些序言中，表现出杨慎上承蜀中乡贤，对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视。如丘常《樊敏碑跋》曰：“然而千余岁间，霖雨之所浸，威阳之所暴，有兽已倒，有阙已摧，而此碑将仆，是可悯也余因扶其既倒，植其将仆，又为屋以庇之，庶几永其传也。”而程勤的《樊敏碑跋》更是将古碑的重现与国家的兴盛相联系，曰：“皇上励精更化，以扬祖宗之大烈。属当西京父老流涕太息，思欲复见汉官威仪之时，而仆仕于芦山，天下最远处，乃得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故碑于荒山榛莽间。亟作大屋覆其上，表而出之，目其颜曰‘复见’。是为圣天子恢复中原之兆，观者宜有取焉。呜呼！碑阴所记崇宁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今斯邑者皆吾乡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岂物之废兴固自有数耶。”汉碑的复现，不独是汉民族文化曾经灿烂的标志，更是当下积贫积弱的宋王朝即将强盛的标志，是民族信心的振奋。明代李一本再次发现樊敏碑，同样看重地方文化的重振，“是碑虽不见录于古，幸而名不泐坏，延有今日，得以附入邑志，以永其传，亦奇矣。苟徒为斯邑之光，实斯文之幸也”。杨慎《樊敏碑跋》重在强调镌石刻碑文序精良：“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传。”既例举古代美谈，又讥讽今人为文的低劣与刻碑的草率：“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书，镌者又非良工，宜其贻庾子山驴鸣犬吠之诮矣。”杨慎《全蜀艺文志序》曰：“乃检故簏，探行箧，参之近志，复采诸家。择其菁华，禠其繁重，拾其遗逸，剪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汉太守《樊敏碑》于芦山，汉孝廉《柳庄敏碑》于黔江，文无错讹，刻犹古剞。东阜公喜曰：‘汉碑之传于今，中原亦扫迹矣，乃今得兹于远邦，不谓斯举之获乎！’”此处杨慎历叙编写《全蜀艺文志》采集文献繁复，并加选择辨别，特别写到对出土文献的重视，得到《樊敏碑》和《柳庄敏碑》两汉碑，与主事者同样重视地方文献整理的刘大谟内心的惊喜，和承担乡邦文化传承重任的庄重肃穆之感。三是《全蜀艺文志》选录两篇碑文皆与李一本有关，卷59选录的《跋芦山县樊敏碑》为李一本所写，《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卷10《艺文志》“跋”条亦从《全蜀艺文志》选录载入，卷45选录的宋代宇文仕《绍兴圣德颂并序》，文后有注释曰：“是碑在县城东一里佛子崖之左右壁之上，纵横各一丈有奇，字画径四寸许。年久埋于土，其暴露于外者，仅数十字而已。一日，庠生陈昂、骆琰以是告予，予往观之，惜其积之厚，未易快覩。翌日，拉县簿李公彪暨僧会、圆杰，监生骆兴、李宪、胥贤、张辅，羽士骆文品等，督命周井编氓，具畚锸掘之。迄三日有成，始得全文于黄壤中。粤自绍兴至今，三百七十有余载矣，而是碑幸复得见天日，岂非好古者之难遇邪？居是乡者，尚加爱护，勿为牧童敲火，耕牛砺角可也。宏治己未（按：）仲冬哉生明，忠南李一本识。”此注释抑或是杨慎所加。李一本，《四川通志》卷35成化年举人载有李一本，忠州人。又《同治忠州直隶州志》卷9《选举志》“举人”条载：“李一本，成化丙午科，授淇县知县。”杨慎《丹铅续录》卷9《樊敏碑》亦记载明代发现此碑的经过，曰：“汉故朝请巴郡太守樊府君碑，汉隶分韵碑目有之。近四川芦山县石马宝子山乡民任氏与土官高氏争田于草莽中得之，其字尚可读，碑阴有宋崇宁中知县丘常、及眉山程勤懋传题识，巡抚心齐李公敬之，始命工摹榻以传。”文中李公，当为李一本。由是可见李一本重视乡邦文化的建设，亦有文人的风雅。

作者简介：杨钊，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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