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四十年，见证几代编辑人的辛勤耕耘

/马宝山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学习文学创作的。这时候我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似乎晚了些。

应该说，我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很顺利，成绩不大，那是怪自己才气不够。我在《鹿鸣》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后，第二篇小说《“小气老汉”更名记》就上了省级文学刊物《草原》。后来不断有作品刊载于《草原》上。那时候文学热，一个人上了省刊，文友们都来祝贺，一连几天轮着请我喝酒。

《“小气老汉”更名记》目录及内文

经过两年的练笔，我在年暑假写了一篇小说，是孩子劝告爸爸戒烟的故事。经反复修改，誊抄清楚寄给当时的《鹿鸣》。大约不到一个月就接到编辑的来信，通知我两个消息：一是小说《我和爸爸》采用，第6期发表（那时鹿鸣是双月刊）；二是，杂志社决定9月在固阳县办创作学习班。我的第一篇小说还没有发表就有机会参加学习班真是意外之喜。更没想到的是学习班结束回来十天后，一张包头市文联和包头师专联合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班的录取通知书寄到我教学的学校，真是高兴极了。文研班10月初开班，学员里有名声赫赫的王维章、叶文彬等诗人，有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若干人，还有来自呼和浩特、伊盟（今鄂尔多斯市）、巴盟（巴彦淖尔市）、乌海的中青年作者。

年底，包头市召开了文代会，我也有幸参加了。在这里我体会到，党和政府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政策。没有扶持、培养少数民族作者这个政策，以上这些活动，我想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我知道，创作成绩比我大的作者还有许多，我在这里沾了少数民族政策的光。

在一系列喜事好事眷顾我的时候，我的压力大了，发表作品的欲望也强烈了。当时的包头文联主席汪焰看在眼里，他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党的民族政策是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扶持和照顾，可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在感谢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只有更努力学习，勤奋创作，写出好作品。

领导的话对我教育启发很大，至今不敢忘怀。

包头文联和包头师专共同举办的文研班，学制定为一年半，安排在校学习一年，半年深入生活创作。那时候我喜欢写农村题材小说，特别喜欢刘绍棠的乡村小说，于是我选择回阜新老家深入生活。我倒了几次车，终于在县城下车，时已傍晚，就找到县招待所想住一宿。可是住不进去，这里正开县、乡（公社）、村（生产队）“三干会”。我借招待所的电话给曾经的小学老师、当时的县委信访办主任求助。他一个电话把我安排住下。因为开会房间紧张，我住进一个大房间，里面住着六七个人，都是乡村干部。东北的初冬夜长，漫长的夜，乡村干部们上街上买来榨菜、带壳的花生，还有散装的饼干下酒。酒是散装的地瓜干酒，刺鼻辣口，他们却喝得有滋有味，大声说笑，弄得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们也不好意思了，一位个子不高、嗓门很亮的人，八成是个生产队长的角色，问我：你从哪来来呀？我说内蒙古。啊，从库伦旗来的吧？阜新与库伦旗只隔一条大河，相隔几十里地。我补充说，是从内蒙古西部来的，距这里有一千多里地呢。几个人一下子感兴趣起来，问我来阜新做什么？我说深入生活。他们中有人明白这是和写作有关系的工作，就说，你是记者吧？我说不是记者，是作者，写小说什么的。有人就说了，咱们刚刚要搞“农村土地联产承包”人家作者就来采访写作了，回去赶紧贯彻落实县里的“联产承包”政策，让这位作者也写写咱们，在报纸上露露脸儿。看得出来这些农村干部非常拥护中央的农村改革政策。

马宝山（右一）在农村深入生活，与农民们一起畅谈。

阔别二十年的故乡竟然没有多大变化，乡亲们住的还是土房，穿的大多也是带补丁的衣衫。人们议论的话题依然是一年口粮多少，够不够吃？工分值多少，一年的花销足不足？总之还是为吃穿忧愁。果然没有几天，村里就开始推行联产承包土地。丈量土地，分配农具、牲畜，和解放初期搞土改一样欢天喜地。东西分过了，也就到年根了。那些天我就忙着给乡亲们写春联，他们最喜欢的春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

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组织内蒙古东西部地区中青年作家交换地区深入生活，马宝山作为西部地区的作家来到东部区，图为马宝山（右一）在霍林河煤矿深入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我走进农村、走近农民，坐在滚热的土炕上创作了两篇小说：其一就是《“小气老汉”更名记》。这篇小说是以我本家的堂叔为生活原型，塑造了一个小气、吝啬又爱占便宜的小说人物。因为小气吝啬，名声不好，没有人和他一起联产承包土地，最后是村里书记和他组成一个承包组。一年后喜获丰收，“小气老汉”很大方地杀猪宰羊摆席招待乡亲。摘掉了一生的“小气”名声。小说解意：小气是因为贫穷，小气是因为生活的艰难，小气是因为对未来生活的无助与迷茫，小气不应该是一个勤劳劳动者的蔑称。

年，马宝山（左一）与著名作家扎拉嘎呼（后排右三）、哈斯乌拉（后排左二站立）等人在大兴安岭地区深入生活

我写完《“小气老汉”更名记》抱着试一试的忐忑之心寄给《草原》编辑部的吴佩灿老师。一直没有得到吴老师的一点消息。我觉得自己刚刚写两三篇小说就想上省级刊物，未免自不量力了吧？对贸然投稿心有悔意。过完农历二月二，半年创作假到期，我离开老家回包头。不知道怎么有文友知道我那天到家，刚进家门不大一会儿，就有几个写小说的朋友拿着刚刚出来的第三期《草原》，拉起我去喝酒。

《草原》年第3期封面、要目

小说《“小气老汉”更名记》不仅上刊，小说题目还上了要目，赫然印在杂志封面上。

我是在年前12月把这篇小说寄给《草原》的，怎么短短的两个月就发出来了呢？

后来，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吴佩灿老师告诉我：《草原》规定每期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要有一定的比例。三期所有稿子都编好，就少数民族作者作品不够比例，小说组长汪渐成急得下不了厂。问几位小说编辑，谁有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吴佩灿老师说：我这里有一篇包头师专文研班学员从农村写来的小说，今天上班刚看过，还行，就填写初审意见送给了汪浙成。汪先生一看满意，就编在三期上，这期刊物当天就下厂印刷去了。

吴老师说：一篇稿子在一个小时里通过初审、终审上刊是巧而又巧的事啊！

年，我接到《草原》杂志开改稿会的通知，真是喜出望外。

改稿会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电影总公司招待所举办，参加的作者有三四十位，有后来成为内蒙古文联常务副主席的哈斯乌拉，有后来做锡盟文联领导人的诗人青格里，还有杜梅等来自三少民族地区的多位作者。

哈斯乌拉带着他一万多字的《虔诚者的遗嘱》来参加改稿会。在会上改过，就被编辑老师大家赞扬，说他的这篇小说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草原和牧民的精神世界，是极其独特的草原风貌和深邃理趣的小说。小说被大家争相传阅，还没有发表就在改稿会上轰动了。《虔诚者的遗嘱》很快发表在《草原》上，后来被《人民文学》等多家文学期刊反复转载，还获得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这次改稿会是我参加的最长时间的一次笔会，长达一个月。时间过半，大家心里压力越来越大，怕自己的作品写不好，怕编辑通不过，辜负了《草原》的一片盛情。

后来，我多次参加《草原》杂志社举办的笔会，得到学习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认识结交了许多作家诗人朋友。特别是《草原》的多位编辑和先后出任的几位主编，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教诲，一生难以忘怀。

马宝山在《草原》编辑部与时任主编尚贵荣交谈

遗憾的是，在改稿会上没能见到我很想见的汪浙成老师，一打听，汪先生调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了。不仅我见不到他，他的一些要好朋友也见不到他，不知道先生躲到什么地方埋头创作去了。

没有想到，年，我在杭州却遇到汪浙成老师。我们都住在余杭区良渚文化村，那次汪先生在“大屋顶”（村文化中心）二楼开他的新著《名家散文自选集?远影》分享会。我们在会前有了短暂的交谈，自然谈到当年为我签发小说的往事。我记忆深刻的事，汪先生已经想不起来了，还好，先生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近年写小小说。在分享会要结束的时候，汪老师又将我拉到讲台上向与会者做了介绍。在大家的热情掌声中，有热心人为我们拍了照片。

这次相见，汪浙成先生赠了他的新书《远影》。

汪先生的《远影》分4辑，第一辑“浪迹塞外”里写的都是他在内蒙古生活、工作的往事。大部分作品是他回想思念内蒙古作家诗人的文章。我在这一辑里看到诗人贾漫，动作夸张地吸了口烟，然后抬起那只拿烟的手停在空中，像朗诵似的抑扬顿挫念《离骚》的背影；看到散文家许淇在汪家简陋厨房里不亦乐乎煎炒炸煮，乐呵呵端上一盘“蚂蚁爬树”（肉末炒粉丝）的背影；看到作家乐拓津津有味讲故事，不想他的精彩故事被他人加工出来发表在报纸上后，他宽宏大量地说“谁写都一样，只要写得好，大家喜欢”、为人大度的乐拓的背影；看到草原诗人布和巴雅尔因为“文革“中遭受严酷批评和斗争，发誓永远不再参加文学活动，可是重新组织创作队伍的时候，诗人依然出现在创作学习班上。问他“怎么又来参加学习班了？”诗人指着站在一旁的哈斯乌拉（原来的哈斯乌拉做工作拉他来的）憨厚地笑个不停的布和巴雅尔的背影……我在这里还看到了几代《草原》编辑人在这片文学百花园里辛勤耕耘的背影。我似乎从这一个又一个背影看到内蒙古新中国文学70年辉煌历史，听到《草原》杂志70年风雨兼程与时俱进的脚步声……祝愿《草原》越走越远、越办越好！

作者简介

马宝山，蒙古族，生于辽宁阜新县。出版有长篇小说《嘎达梅林》《青山青，黄河黄》，长篇报告文学《丁新民与他的民工兄弟》《牧歌草原日出早》《感恩母亲河》以及小说集《家园》《苍天亦怒》《马宝山小小说》等十余部。多次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内蒙古“五个一工程”奖。与他人合作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丁新民与他的民工兄弟》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

责任编辑｜雨含

设计排版｜高阳

审核｜阿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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