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草原》

/艾平

无论现在文学受到怎样的挑战和冲击，我始终坚信，文学刊物是不朽的，因为她能够蕴含某一片土地的文化精粹，能够深刻而持久地载录一个时代的风貌和质地，她触摸人类心灵的方式就像一只温热的手。《草原》创刊七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国家和民族、生态和人文都发生了沧海桑田一般的变化，而《草原》始终保持了文学的优美和端庄。文学刊物的初心不是别的，就是它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忠于土地，敬重文化，海纳百川，是《草原》一贯的品格。

说起来很惭愧，我在《草原》上发表的作品不多，原因在于自身不知勤勉，面对生活，没有超拔的境界，许多年陷入庸碌而随波逐流，把大好时光空抛却了很多。如今想来，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第一个苗圃，虽然不是《草原》，但是《草原》一直在砥砺着我，吸引着我。后来我反省，把写作当成一种使命，开始为草原而写作，总怀有一份梦想，就是去深度书写草原，有朝一日在《草原》上发一部耐得住时间冲刷的力作，当然这需要有扎实的准备，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想，梦想和现实之间的旅途上，横亘着许多的不言而喻，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阿霞主编嘱咐我为纪念《草原》创刊七十周年写点文字，我回想了一下四十年来自己和《草原》的关系，觉得可以这样说——《草原》之于我，是不需要时刻想着或者提起，却从来也不会忘记的所在，恰如苏东坡的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我身在何处，无论我年轻或者苍老，无论我是在冬天里沉默，还是春风中苏醒，《草原》在我命里的位置是不可更改的，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从未走远，不仅仅缘于文学，更重要的是《草原》和我这个人一样，都来自于脚下的草原。

时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草原》创刊时还没有我这个人，转眼其创刊故事和推出的一辈辈作家以及他们的足迹，已经成了历史。这七十年，是一代代编辑人锲而不舍的七十年，是一代代写作者苦熬甘修的七十年。七十年风风雨雨，七十年一路赤诚，如今《草原》创造的累累硕果，也就是那些光彩熠熠的精品佳作，在四面八方流传，渊深而历久弥新。人类心灵对诗意的渴求、对独特文化的共享，就是《草原》长盛不衰的土壤。我们的《草原》是有根的，它是大地母体的婴儿，必将永续长生。

40年前，我大专毕业，曾被分配到呼和浩特工作。当时，划归黑龙江省十年的呼伦贝尔盟，刚刚复归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恢复高考以后的首批大专生，又是学文学艺术的，我们这些人还是很受重视的。由于我就读的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专业，似乎更看重戏剧文学专业里的文学内涵，不怎么在意你是否能编圆一个冲突起伏的故事，更希望你吸吮到丰富的人文艺术营养，所以年轻孟浪的我，把文学看得至高无上、超凡脱俗，原本一位同学已经帮我联系好到黑龙江省文化干校工作，但是得知呼和浩特的亲戚帮我联系成了《草原》，我便高兴得什么似的，乐颠颠地谢过黑龙江好友，直往呼和浩特报到去了。路过北京，去《新观察》见北岛，我还跟他说，我要到《草原》当编辑了。谁知到了呼和浩特几天后，得知被分配到了《鸿雁》。如此和《草原》错过，也是我后来执意回归呼伦贝尔的重要原因。好在当时《鸿雁》和《草原》都在乌兰恰特旁边的文化大楼办公，《草原》在四楼，《鸿雁》在二楼，于是有机会认识了两位《草原》的编辑。

那时吴佩灿老师是小说编辑。我那时年少不识愁滋味，遇到想表达的事情，就将其写成慷慨激昂的小说，于是到了呼和浩特以后的第一篇小说稿，就给了吴佩灿老师。交给他我就后悔了，我那是小说吗？直指身边的生活，全无套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那个年代万物复苏，中国人压抑了十年的内心大喷发，所有的刊物都不缺稿子，我想我的拙作很快会被丢入废纸桶，没想到吴佩灿老师拿着我的稿子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十分耐心细致，反复跟我讲这是一篇不错的稿子，他想发出来，让我在几处关节点上做些修改，我有点懵懂，挺长时间也没有改出来，后来他又下楼来找过我，在上下班路上相遇的时候催促过我，我最终也没有改出来。往后他就不提稿子的事儿了，只是每每跟我说一些鼓励的话，只怪我当时没有义无反顾地投入文学，所以也没有和吴佩灿老师再多联系。记得是年还是年，我收到获得“索龙嘎”奖的通知，一看名单，吴佩灿老师也在其列。我读他的作品不多，立刻想起了这件往事，不由懊悔。后来我到《骏马》工作，和老编辑刘迁老师、郭纯老师共事，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和吴佩灿老师相同的风范，他们为一个新作者的成长，为一篇好作品的出现，从来是勉为其力的。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津津乐道地谈论某位新人新作时的神情，我不知道如今其他行当有何变化，但是我知道，这种甘为他人做嫁衣的职业美德，在很多文学期刊包括《草原》的编辑身上，还时时传承着、闪亮着。

那时《草原》的诗歌编辑是张湘霖老师，他是我唯一有胆量与之聊天的文学编辑，记得他很真诚地帮助过我，也曾和吴佩灿老师一样鼓励我多写。也许现在说起艾平，张湘霖老师要挠挠脑袋才会想起来是谁，而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对他的印象至今还是鲜明如初的，我觉得言语直率凌厉的张湘霖老师身上张扬着本真的诗人气质。多年之后，我听刘迁老师说，张湘霖老师在通俗文学方面很有成绩，后来在尚贵荣家和张湘霖老师重逢一次，就再也没有见面。记得我决定离开呼和浩特调回呼伦贝尔时，我曾向他辞行，他直言说你不应该回去，见我去意已决，他又说其实写东西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要有生活，能坚持。今日想起这些话来不由怅然若失，人生总是没有如果……可言的。

印象中尚贵荣是在《草原》主编任上时间最长的人。文学刊物不可能在历史的步履中躲进小楼兀自绽放，即使你关上了门，窗外的风声雨声，也会推开你的窗子涌进来。面对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冲击，作为一个有情怀、有理想的文学期刊主编是多么不易，我想贵荣一定有深刻的体验。那些年里，我在遥远的呼伦贝尔，一期不落地收到《草原》，阅读着《草原》，